（3）新帝国主义时期 字串1
冷战后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无序，地区冲突、民族矛盾、领土纷争、恐怖主义、环境问题等等十分突出，这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正如理查德·N·哈斯指出的那样：“对美国而言，既可以说更安全了（苏联的威胁不复存在），又可以说更危险了（较小的威胁越来越多地出现）。”③但这时的美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或者一种更为妥帖的称呼是“超超级大国”，即像有的学者干脆称美国是新世纪的“新帝国主义”④国家，它完全有能力应付来自这方面的挑战。随着前苏联的最终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美国在对外政策的重新制定上曾一度出现茫然，正如理查德·N·哈斯所描述的那样：“……尽管情况会更糟，但美国将不再乐于依据主要的威胁决定其在世界上是否或如何行动。正如一位观察家指出，美国失去了不只是一个对手，而且丧失了对外政策的指南。”⑤可以说，美国“新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过程。布什政府针对冷战结束的事实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来塑造以“世界新秩序”为目标的对外政策。1991年8月，美国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则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美国新世纪的对外政策，即建立一个“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人权与民主制度盛行的稳定的世界”。到了克林顿政府时期，则把“确保安全、发展经济和推广民主价值观”作为美国新时期对外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提出“扩展战略”，美国国防部发表了《全面军事评估报告》；1997年2月，克林顿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6项跨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同年5月至7月克林顿政府最终出台了《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国防部发表了《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和《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这些战略和报告的出台一改布什政府在冷战初期提出的军事收缩战略的风格，转而全面介入全球事务以最大限度地谋求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有强烈的鹰派色彩的小布什政府更是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小布什上台后，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单方面宣布退出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如《京都议定书》，拒绝续签《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等。9·11后，美国又宣布退出《反导条约》，不支持《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拒绝签署《地雷公约》等。而与此同时，小布什政府更加强化了军事手段在对外政策中的运用，其突出表现是：一是极力增加美国的国防军费开支⑥降低了核武器用的门槛（《核态势评估报告》的出笼），实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二是以“先发制人”军事战略为核心内容的“布什主义”的出台与实践。而9·11恐怖袭击事件可以说直接促成了这一以“新帝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对外政策的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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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的最突出特征就是非常强调“军事因素”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并以此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其核心内容就是“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的出台与运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美国建国初期以来的“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到冷战时期的“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再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新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握这么几点：首先，美国“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国家实力与对外政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崇尚实力与武力外交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传统风格，但是，同时这种依靠武力与实力的外交并不是任意妄为的，它都是以自己的实际实力水平量力而行。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推行它的对外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它为推行此项政策所付出的代价与回报的比值的大小。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综合国力达到有史以来的顶峰，谋求统治全球的战略目标的意图自然就流露出来了。其次，国家利益永远都是美国各个时期的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国家利益就在于在全球真正承担起美国领导世界、管理世界的责任，应对来自冷战结束以来出现的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地区纷争、民族冲突、领土争端、无赖国家等），即努力使美国成为这样一种角色的“世界帝国”，并且极力维护它的存在。这主要是因为：在国际关系当中，美国认同这样一种信条：人们对合作困难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他们常常将世界政治比作一种“战争的状态”。按照这个概念，国际政治是“各个单位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在一种自然状态下进行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无政府状态，此中没有一个权威的政府能够制定和强制执行行为规则，国家必须依靠“它们所能创造的手段以及为自己利益而达成的安排”。既然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理由去判断，而且能够利用武力去执行这种判断，那么冲突和战争就发生了。因此纷争的盛行是因为根本利益冲突的缘故。①这种信条直接导致美国将国际法仅仅看成是自己实施对外政策的一种工具而已。这也是我们下文将要谈到的问题。 字串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