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如冷战时期外来干涉的力量障碍了主权国家的发展一样，联合国的“缔造和平”，虽然属于“国家建设”的范围，仍取代不了实际的主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联合国维和行动从传统模式向冷战后的新模式发展，正是反映了冷战后主权国家国际体制扩大和加强的要求。新的模式至今尚未能定性定型，主要因为适应主权国家建立和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的原则和措施尚待确立。一旦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必然有助于主权国家国际体制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 字串1
冷战后主权国家国际体制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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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的一种组织形式，联合国并不因冷战的结束而需要作根本性的改变。过去国际规模的热战一结束总要建立新的国际机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合国。冷战的结果虽然导致两极体制的崩溃，并不要求建立新的国际机构。这是因为《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失效。正如安南秘书长所说，会员国是在重新肯定宪章的前提下，讨论了（冷战后）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全面纲领，采取了反对非正义和犯罪行为、保护人权与法治的新步骤，并且开始了使联合国能更好地执行国际社会赋予它的不同任务的组织改革。问题是如何使联合国适应两极体制崩溃后的新的国际形势。安南提到的纲领、步骤和改革，是适应新形势所作的努力，但问题仍然处于解决过程之中。 字串7
全球化与主权概念： 字串2
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继续扩大和加强，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同时发生的。于是， 主权概念是否要重新定义成为问题。1992年1月31 日安理会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首脑会议，根据会议的要求，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提出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呼吁会员国特别是5个常任理事国重新定义主权，以便加强联合国进行预防性外交、 建立和平、维持和平与冲突后缔造和平的能力，核心的一点是：“绝对的、排它性的主权时代已经过去，它的理论从来就与实际情况不符”（见《和平纲领》）。其后，新的一任秘书长安南也说，“国家主权，就其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正在重新定义，特别是靠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力量。国家现在普遍被认为是服务于它们的人民的工具，而不是相反。同时，个人主权，我意指每个人的基本自由，它蕴含在联合国宪章和以后的国际条约里，已经因更新了的、不断扩大的个人权利的自觉而得到提高。今天，当我们阅读宪章时，我们更加意识到它的目的是保护每个人，而不是保护虐待他们的人。”（安南：《两个主权概念》，1999年9 月18日《经济学家》周刊） 字串6
全球化从几个方面对国家主权提出挑战：甲、所谓“无边界经济”，亦即资本的流动无视边界的阻隔，从而冲淡了传统的领土主权，以领土主权为屏障维护单方面的经济利益已越来越困难；乙、互联网的发展使国家行使主权的能力受到制约，国家已不能以绝对的权威控制信息的传播，干预国际间的交流；丙、由于互相依赖关系的不断加强，许多共同的问题的处理，如环境、疾病、恐怖活动等等，已不只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不能由单个国家来承担，需要加大国际的权威；丁、一国领土内的动乱往往影响到临近国家，因而一国政府同人民的关系如何，能否维持法律和秩序，已不能只视为一国的内政，不容别国干涉。这一切确实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这种现象早就开始了，今天随着新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不过是更加凸显出来而已。
问题是这一切毕竟还是在主权国家的国际体制内发生的。必须从与这一体制相联系的角度看新的发展趋势。在联合国范围内，这样做更加必要，因为联合国还是以这一体制为基础的。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两位秘书长声言要重新定义国家主权，联合国内并没有迫使国家主权必须重新定义的客观形势，相反地，一切仍然按照尊重主权的原则行事。以维和行动为例，参加维和的各国部队并不要求宣誓效忠联合国，自愿提供部队的国家政府都很认真地谈判参加的条件，对它们的部队保有最终的权威，要撤就撤，部队人员穿着本国的军服，只是戴蓝色贝雷帽，挂联合国徽号而已。如1994年的两起惨案，即波黑安全区和卢旺达的屠杀事件，前者安理会原要求提供35000人部队， 结果是花了一年时间只派出7600人； 后者安理会要求提供5500人，用了半年时间人才到齐， 事情已经发生了。关键在于调动部队的是主权国家政府，联合国无权过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