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香港的一家卖方开出了多份信用证。作为本案原告的香港银
行（即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e HongKong Ltd）为这些信
用证加具了保兑，成为了保兑行。保兑行根据提交的信用证项
下的单据在香港进行付款后，将这些单据提交给了开证行。开
证行此时则拒绝向保兑行偿付该保兑行已按信用证付出的款项。
本案信用证的开证行与保兑行之间的偿付地点有些安排在香港，
有些则安排在了伦敦或纽约。保兑行在伦敦提起诉讼，要求开
证行偿付信用证项下的对外付款。传票送达给了开证行在伦敦
的分行。被告开证行抗辩指出，基于“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伦
敦进行的本案诉讼应予终止；另外，它与保兑行之间的合同纠
纷应适用孟加拉国法律。本案发生在英国1990年的《合同法律
适用法》实施之前，且双方之间事先不存在明确的法律选择条
款。克瑞斯威尔（Cresswell）法官判决指出，与本案保兑行和
开证行之间的合同关系有着最密切和最真实联系的是香港法律。
字串2
其原因在于：第一，保兑行对开证行开出的信用证加具的保兑
以及因此种保兑而承担的议付责任均发生在香港；第二，信用
证本身也默许了单据的议付和付款在香港进行。上述法官的判
决并未将开证行在香港以外的其它国家向保兑行履行偿付义务
这一事实作为连接因素或最密切联系因素加以考虑。偿付义务
虽然具有实质的商业意义，但在确定合同最密切联系地点时则
不被视为重要因素。如果从《合同法律适用法》的角度来讲，
偿付行为也不被视为开证行与保兑行之间合同的“特征性履行
行为“（characteristic performance），而只能看作是对保兑行履行
保兑付款行为这一特征性履行的“反履行”16另一著名的案例
是“Bank of Baroda诉Vysya Bank”案。该案是在《合同法律适
用法》实施后，适用《罗马公约》处理信用证纠纷的重要案例。
该案中的开证行（即印度的Vysya银行）根据印度买方的申请，
向爱尔兰的卖方开出了信用证。作为本案原告的另一家印度银
字串6
行（即Bank of Baroda）的伦敦分行成为了信用证的通知行和保
兑行。保兑行议付了信用证项下的单据后，立即将其递交给了
开证行。开证行在印度收到了保兑行递交的单据约两个星期后
向保兑行发出电传通知，告知将通过开证行在纽约一家银行
（即Citi Bank）的帐户向保兑行进行偿付。后因作为开证申请人
的印度买方以欺诈理由在印度取得了阻止开证行支付信用证款
项的禁令，所以开证行则通知保兑行撤回偿付通知和安排。保
兑行在伦敦起诉开证行，要求追究其违反偿付合同（reimburse—
ment contract）的违约责任。本案又一次涉及到了开证行与保兑
行之间法律关系的准据法问题。曼斯（Mance）法官判决认为，
本案双方之间合同关系的特征性履行行为表现在原告对信用证
受益人作出的保兑和议付行为。由于上述保兑和议付这些特征
性履行是由原告的伦敦分行完成的，故依据《罗马公约》第4
条2款规定，17与本案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是英国，本案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