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使南朝的典章制度得以透过各种途径对北魏立法建制产生影响。特别是熟悉南朝制度的人士投奔北魏，参与或主持修律立法活动，直接为北魏律注入了新的成分。如江左人士王肃，世代为东晋南朝显宦，永明十一年（即太和十七年，493年），其父被齐武帝所杀，遂入北魏，受到孝文帝的礼遇和器重，并委以修订典章制度的大任。据《北史-
王肃传》载：北魏“朝仪国典，咸自肃出。”而且，王肃所定制度，多以自己所熟知的南朝制度为蓝本。正如《南齐书 -
魏虏传》所说：“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至于王肃是否参与北魏律典的修订，史无明文。他死于景明二年（501年），仕北魏仅8年。其间未见北魏有重大立法活动。不过，倘若他不在38岁时骤然去世，以其地位和学识，完全可能参与，甚至主持三年后的正始修律。我国古代礼法本为混通之学，稽诸《魏书》，北魏主要修律者如邓渊、崔玄伯、崔浩、李冲、常景等人，都同时参与修订礼仪朝典。与王肃同时在孝文帝和宣武帝时期参与议定礼仪的原南朝人士刘芳，后来就是正始修律的主持人。既然王肃为北魏定“官品百司”而“皆如中国”，则刘芳为《正始律》注入“江左因子”，当是符合逻辑的。事实上，《正始律》确为北魏诸律中儒家化色彩最为鲜明的律典。这不仅是北魏统治者长期推行汉化改革的结果，也与王肃、刘芳等江左人士为其带来南朝历代相承的、自魏晋以来法律儒家化传统的影响密切相关。
字串8 综合上述，在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中，北魏揽胡汉各族精英于一朝，集华夏八百年封建立法建制之大成，荟萃以拓跋鲜卑为主的北方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之精华，广采博收，取精用宏，创立了具有多元特色的法律制度，在中国封建法制发展史上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1） 程树德《九朝律考 - 后魏律考序》
（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3）主张汉律说的学者颇多。如程树德《九朝律考》（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考元魏大率承用汉律，不尽袭魏晋之制”。陈顾远《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北朝为律虽非魏晋之旧，而北魏律依然源出汉律”；“北魏乘五胡之乱，据有中原，修律改制，虽亦求源于汉，但不直接效法魏晋，遂立‘北支’一系，隋唐承之，迄于明清，多守旧制”；“北魏别于南朝，远宗汉律，更立新制”。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认为，“由于南北朝统治集团的对立，南朝既袭用《晋律》，北朝就不能不以《汉律》作为标榜”；在该书所列封建法律沿革表中，将北魏律与曹魏律并列为汉律的直接继承者。
（4）如刘俊文《唐律渊源辨》（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一文认为，程树德、杨廷福的“汉律说”是不正确的，“后魏律源出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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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源指汉律、魏晋律、南朝前期宋、齐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魏之律汇集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
（6）刘俊文《唐律渊源辨》：“后魏律的定本是宣武帝正始元年袁飜、常景、刘芳等人所修”永作通制“的《正始律》二十篇，而《神麚律》和《正平律》则只是定本产生前频繁颁布的众多未定本之一。探讨后魏律之源应以《正始律》二十篇为依据。”
（7）《汉书-杜周传》
（8）《魏书-刑罚志》
（9）《魏书-世祖纪》
（10）引自《魏书-刑罚志》。北魏律中的“门诛”是指诛其同籍，轻于“族诛”。《魏书-
高祖纪》载有孝文帝的诏令：“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以缩小株连范围。而“刑”则是指除死刑以外的刑罚，包括宫刑、流刑、徒刑、鞭刑、杖刑等。
（11）（12）（13）《魏书-刑罚志》
（14）《魏书-彭城王（元勰）传》：“议定律令，勰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议轨制应否之宜”；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太和十九年，（常景）为高祖所器，拔为律学博士，刑法疑狱，多访于景。正始初，诏刊律令，永作通式。敕景共治书侍御史高僧裕（倬）、羽林监王元龟、尚书郎祖莹、员外散骑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事。……景讨正科条，商榷古今，甚有伦序，见行于世，今律二十篇是也”；稽诸《魏书》，参与修律者还有中书令刘芳、尚书令源怀、河南尹李宪、将作大匠李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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