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仅存的北魏律佚文中，有的显然直接源自汉律。例如，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年）诏：“诸有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46）《魏书》还录有仿效汉法，以“春秋之义”审决的疑难案例。《九朝律考
-后魏律考序》认为，此“略如汉之《春秋》决狱，江左无是也。”又如，北魏律设有不道罪。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禁止同姓为婚的诏令规定：“有犯以不道论”；皇族元愿平因“志行轻疏，每乖宪典”，甚至“强奸妻妹于妻母之侧”，被御史中丞侯刚“案以不道，处死，绞刑”（47）；定州刺史许宗之借故杀人，反而诬告死者“谤讪朝政”。案发后，有司“以宗之腹心近臣，出居方伯，不能宣扬本朝，尽心绥导，而侵损齐民，枉杀良善，妄列无辜，上尘朝廷，诬诈不道，理合极刑”。（48）《九朝律考》卷五《后魏律考下》评曰：“按汉律，不道无正法，最易比附，以不道伏诛者，无虑数十百人，俱见《汉书》各纪传。魏晋以来，渐革此弊。元魏定律，多沿汉制，此亦其一端也。”
再如，汉律规定有旨在孤立、打击农民起义军的“通行饮食罪”（49）和“监临部主见知故纵罪”。（50）而北魏因445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盖吴起义，太武帝为扑灭此次起义而费尽心机于正平元年（451年）修订律令时，特增设“故纵、通情、止舍之法”，以加重地方官镇压“贼盗”的法律责任。此法未见于魏晋律，应是北魏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直接取法汉律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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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魏司法因受拓跋鲜卑民族习惯的影响，常常“行刑犯时”，以至“京师及四方断狱报重，常竟季冬”，与儒家“顺时行刑”、“春生秋杀”的学说相违背。直到太和年间，中原名儒李彪才向孝文帝建议，明确提出仿行汉代“秋冬行刑”制度：“诚宜远稽周典，近采汉制，天下断狱，起自初秋，尽于孟冬，不于三统之春，行斩绞之刑”等等。（51）由此可见，北魏立法建制深受汉律的影响。中原士族薪烬火传之汉学，在吸取了拓跋鲜卑传统文化的营养后，更加发扬光大，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汉律是北魏律的渊源之一，但不是其唯一的渊源。
（二）北魏立法亦有取法晋律之处
晋律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法建制的重要成果，是这个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律典，必然对后世立法包括北魏律产生一定的影响。据程树德《九朝律考》考证，北魏《正始律》与西晋《泰始律》的篇目均为20篇，其中有刑名、法例、宫卫、违制、户律、厩牧、擅兴、贼律、盗律、系讯、诈伪、杂律、断狱、请赇、告劾、关市、水火等17篇篇名与晋律相同；（52）在不同的三篇中，仍有两篇出自晋律：北魏“捕亡律”是由晋“捕律”和“毁亡律”合并而成，（53）“斗律”则是从晋“系讯律”中分出。（54）此外，从北魏律的一些佚文也可以找到与晋律的某种联系。晋律出自贾充、刘颂、张斐、杜预等儒学大家之手，比较充分地贯穿了礼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礼法结合的典型的儒家化律典。例如，晋律引《仪礼》“丧服礼”入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55）创立所谓“五服制罪法”。即以确定亲属范围和划分亲等的“五服”之制，作为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北魏沿袭此制，如其“盗律”规定：“按律：卖子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卖周亲及妾与子妇者流”等。（56）由此可以认定，晋律是北魏律的渊源之一，但不可能是唯一的渊源。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论：“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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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魏律渊源亦含有“江左律学因子”
南北朝时期，北方和南方政权虽然处于分治状态，但经济、文化的交流却始终没有中断过。北魏统一北方后，曾与南方的东晋、宋、齐、梁政权长期并存。尤其是孝文帝改革后，北魏进入了其繁荣兴盛的时期，时人所著之《洛阳伽蓝记》称：“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卷四）；都城洛阳成为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南朝人欣慕向往之地。如当时南梁官员陈庆之到洛阳后，就曾大发感慨：“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58）在此国富民康的形势下，北魏采取了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和平共处更成为南北关系的主流。自太和六年（481年）北魏与南齐发生边境冲突后，直到太和十八年（494年）趁南齐宫廷内讧之机挑起战事，其间十多年相安无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