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题为“淮西归正人宇文懋昭撰”的《大金国志》、宋人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洪皓的《松漠纪闻》等，亦是研究金律的重要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72年出版了叶潜昭先生的学术专著《金律之研究》。该书以宋朝律博士傅霖所撰《刑统赋》之疏解，及《元典章》为依据，参照《唐律疏议》，对金《泰和律》的条文进行了“复旧”，为金朝法制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对弥补金代法规亡佚造成的资料阙如作了有益的探索。其研究方法和视角独特而新颖，给人以启迪。
然而，《金律之研究》所“复旧”的金律，只是颁行于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五月之《泰和律义》。该律典虽然堪称金朝立法的主要成果，却不能反映此前近九十年间金律发展演变的历程，无法显示金代立法建制之全貌。须知，无论熙宗《皇统新制》、海陵王《正隆续降制书》，还是世宗《军前权宜条理》和《大定重修制条》，都是金代长期通行的成法定制，当然是金律的有机组成部分。
再则，《元典章》、《刑统赋解》、《刑统赋疏》等，多为元人著作。其中对《刑统赋》的疏解，援引了《唐律疏议》和元代的判牍、案例作为印证。在未经信史佐证，其中唐、宋、金、元之制难以区分的情况下，将上述著作中的内容认定为金律条文，似值得商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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