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法律关系是主体因为一定利益需要而交往形成的社会关系被纳入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后所形成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应注意如下诸方面：
1、法律关系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张文显认为：“法律关系与生产关系、政治关系等社会关系不同，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其他社会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其他社会关系构成它的内容”。对此，根据我们在第一节关于社会关系之本源性社会关系和调整性社会关系之分类，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法律关系属于调整性社会关系，它不同于本源性社会关系，如生产关系、家庭关系、政治关系等；第二，与调整性社会关系本有的独立性一起，法律关系作为调整性社会关系的一种，亦具有独立性，本源性社会关系经法律调整，虽不改变其性质，但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和质，因此，不能认为本源性社会关系和调整性社会关系一定就是本质和现象或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第三，法律关系作为一种独立的调整性社会关系，自有其独特的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法律关系的本质与内容不是本源性社会关系，其形式也不是法律关系本身。本源性社会关系与调整性社会关系之界分，是以整体的社会关系为参照的，而法律关系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却是以法律关系自身为参照的。离开法律关系或人为地加入法律关系研究的其他参照系统，并不能深化法律关系研究，也不可能观察到其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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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关系的属性问题。张志铭曾指出：“各种物质关系不会因为有了法律的外壳而失去其原来的性质，变成为上层建筑的思想社会关系，……法律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由法律确认和调整的各个部分的综合体，其中不仅有属于思想社会关系领域的部分，而且有属于物质社会关系的部分”。苏联法学家A.A.彼昂特考斯基认为：“所有制的经济关系虽由法律规范来调整，但并不因此所有制关系就不再属于基础，而且也不会变成上层建筑”。这些观点，是针对传统理论中把法律关系属性仅仅归结为“思想社会关系”的偏颇而发表的。把社会关系首先以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进行两分的是列宁，这种对社会关系的分类，虽然看到了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与人们对这种关系的思想制度反映：“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但无庸讳言，一方面，用思想关系一词来函括整个上层建筑关系具有言不尽以之虞；另一方面，在传统的上层建筑关系之划界中，把政治关系与物质关系相对立，虽然不失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划界标准和方法，但若加认真思考，则这种划界方式尚没有较为准确地表明社会关系的所有实际分界。如前所述，政治关系与物质关系均属于本源性社会关系，与之相对应的是调整性社会关系。本源性社会关系一旦上升为调整性社会关系，则具有独立性，因此，调整性社会关系不是本源性社会关系的简单复写，而是一种经过重新加工的、十分精致的社会关系。虽然其不能从根本上使本源性社会关系之性质发生变化，但却使该社会关系具有了独特的质。作为调整性社会关系的法律关系，自从其产生以来，便具有了调整性特征和法律化属性。从此意义上讲，被装置于法律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一旦形成，便改变了原社会关系――物质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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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关系的本质。综上所述，法律关系是具有独特本质的一种社会关系，其本质在于法律调整性，具体说来包括两点含义：其一，法律关系是一种调整性社会关系；其二，法律关系是一种通过法律而形成的调整性社会关系。
（二）法律关系的特征。
作为一种调整性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
1、法律关系的前提：通过法律的调整。人类社会关系各种各样，对各种本源性社会关系进行社会调整的方式也各种各样，其中既有道德的、宗教的、纪律的、政策的、个人权威的、自然崇拜的、风俗习惯的……调整，又有法律的调整。自从法律产生以来，对人类本源性社会关系的主要调整方式不是前述各种，而是法律。特别是自近代以来，调整性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法律关系。法律作为一种压倒其他一切调整方式的社会关系的调整者，取决于自身的特征，即其稳定性、规范性、普遍适用性和公权强制性。如果没有法律的有效调整，那么便不可能形成法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