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权力是权力主体对于权力的受众的一种优势，它不仅存在于政治法律领域，也存在于个体之间，但是作为最典型的权力类型，在狭义上它特指国家公权力。国家公权力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由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掌握和分配，并且在宏观上它来源于人的习惯的和道义上的权利，而微观上则来源于公民的法定权利，“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泉源”。[13]本文下文如无特指，则仅在狭义上使用权力概念，即国家公权力。
2、权力的滥用和异化
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4]事实上对于权力的腐化倾向，古往今来的许多仁人志士都已经指明，阿克顿勋爵则更断言：“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便绝对地腐败。”现代法学家也重复着同样的道理：“对权力统治在建立和操纵社会方面的特征的观察表明，权力在社会关系中代表着能动而易变的原则。在它未受到控制时，可将它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其效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权力的行使，常常以无情的不可忍受的约束为标志；在它自由统治的地方，它易于造成紧张、摩擦和突变。再者，在权力不受限制的社会制度中，发展趋势往往是社会上有实力者压迫或剥削弱者。”[15]但是，既然权力本身是来自于公民的权利，而且是为公民权利服务的，那么为什么它又会反过来损害公民的权利、侵蚀国家和社会的肌体呢？这种与其设立的本来目的背道而驰的异化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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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由于任何权力并不能凭空自动地作用于它的受体，来为他们谋福利，权力必然要通过人来行使，这一过程表现为国家通过其工作人员来行使公权力。而人性中的自私属性使得一些受委托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将权力用作交换，这被称为“寻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凡是稀缺的资源都可以在市场上转让，当这种交易被法律所允许时，交易就是合法的，而当交易被法律所禁止时，这种交易并不会消失，而是会转入“地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黑市。
由于国家权力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事务的干预是不可能放任自流的，所以就必须掌握一些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而权力本身也更是一种资源，例如征税权、特许和许可权、提供服务和保护等公共产品[16]等等，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国家掌握了两类稀缺资源，一类是天然的，另一类是人为的。任何国家都控制着稀缺资源，并通过对稀缺资源的有选择性地分配来引导各种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因为其资源的稀缺性，所以围绕这些资源的分配便会产生激烈的供求矛盾，这进一步提高了这些资源的相对价值。这就为公职人员的通过以权力交换金钱（租金）提供了机会，也就是说国家将各种权力委托给公职人员，这就是设租，而一些对稀缺资源有追求的组织和个人寻租。
权力资源的稀缺性仅仅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市场，但是权力不是物，它仅仅表现为国家意志，而意志本身是不可用于交换的。权力又是如何实现异化的呢？我国学者林喆对权力的异化作了五个层面的分析，尽管她不是从寻租的角度来阐述的，但是却刚好揭示了权力为何可以用于寻租及如何寻租这一关键问题。这五个层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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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力与职务相分离。职务是国家权力分化的产物，国家权力在具体行使过程中必然需要依职设权，这一职权是不可转让的，所以要寻租必须使权力物化，物化的过程就是权力的行使，例如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某人，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是物权的转移，而实际上寻租的却是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支配的权力。在这一层面的异化中，“权力与职务发生了分离，它不再是受职务限制的权力，而成为无须公职职务便可独立存在的商品，一种私权力。”[17]
（2）权力与主体相分离。公权力的实质主体是国家意志，形式主体是具体的任职者。但是公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却有可能产生一种异化，即形式主体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此时行使的是公权力，但是实际上却不是代表国家意志，而是代表任职者的意志，公权力变成了私权力。形式主体剥夺了自己原先所代表的那个实质主体的意志，使权力摆脱了原主体的控制，“而成为一种独立的、可以自由买卖或转让或赠与的物，一种索取他物的手段”。[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