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强宗教研究，发展宗教理论。吕大吉先生说过：“宗教学，作为一门对人类一切宗教进行综合性比较研究的学问，属于宗教研究之基础性理论学科。（《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序言。孙亦平主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理论研究有了很大发展，许多省、市社会科学院相继开办了宗教研究所，许多名牌大学建立了宗教学系，一批宗教理论专著和译著出版，宗教研究走上了正轨。但是，与目前我们国家的现状与现实需要还很不相适应，宗教与社会发展，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文化、宗教与道德、宗教与生态环保等都迫切需要给予理论上的指导和帮助。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数千年来宗教本身的存在就说明了它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对于这样一个绵延数千年，几乎影响了每一个领域的宗教体系，我们如果不去研究，任其发展，就会很容易被那些江湖骗子所利用，成为他们愚弄人民，为其政治野心服务的工具“。”如果不加思考地任意压制或取缔，只能在形式上起到震慑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作为焦虑和平静的宗教》华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宗教研究和理论发展，也应按照”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要求，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给实践以指导和帮助，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字串9
（三）加强政府与宗教的沟通理解。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政府与宗教的沟通和理解，是十分重要的环节。除了宗教界应当作出的努力外，从政府和管理部门的方面来看，我们认为应当具体做好几件工作：一是政府领导官员应当主动了解和学习宗教的基本理论，加强对当代宗教现状的了解，依法决策，因势利导，避免在行政决策中的失策和被动。二是国家安全机关和国内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认真研究和掌握党和国家的法律、政策、方针，认真研究宗教工作的新特点、新情况，及时为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与宗教方面沟通，和宗教界人士做朋友，增强为宗教工作服务意识和工作透明度。三是聘请有关大学和社科院等有关单位的学者和专家，开设经常性的专题讲座，不断提高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和领导者的相关素质，为加强与宗教的沟通与理解打好思想和认识上的基础。四是政府和有关具体工作部门，应当经常主动地与宗教界加强联系，听取宗教界和有关人士的意见，通报党和政府的有关工作方针，争取宗教界的理解、支持和帮助。
（四）在不同领域，不同人群中，逐步由“尊重宗教信仰”转变为“提倡宗教信仰”，引导宗教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许多宗教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和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与当前我们所提倡的“以德治国”的内涵是相吻合的，宗教的伦理道德与公民道德教育是可以完全一致的，这也是宗教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十多亿人民群众，而据官方统计，全国各类宗教信徒才一亿多。相当大部分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人，在适当的范围和人群中由“尊重宗教信仰”逐步转变为“提倡宗教信仰”，充分发挥宗教特有的劝喻功能和宣泄功能，对于加强民众的道德建设，疏导特殊人群的不良心理，乃至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等，都是有益无害的。 字串6
（五）坚决打击邪教及其犯罪分子。在全球近50亿各种宗教信仰者和主要宗教派中，宗教极端分子、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分子毕竟是极少数。这些极端仇视人类，分裂国家，残害生灵的邪教和犯罪分子，与正常宗教及其活动是格格不入的，也是为理性宗教所坚决反对的。对“法轮功”等这类邪教和犯罪分子，必须依照法律，给予严厉的打击和铲除，不给其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和土壤，从而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理性正常宗教活动的健康发展。但应当强调的是，这必须在比较充分地发展正教的基础之上，在较彻底地铲除邪教滋生发展的基础上，否则，就如前所述，“没有理性的、健康的宗教形式满足它，就有法轮功之类的邪教乘虚而入。”同时，打击取缔工作会受到极大阻碍，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甚至还会产生大的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