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我国当前的社会情况来看，也与整个世界人类所面临的情形有许多共同之处。此外，由于当前社会转型期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我们还面临许多其他的突出问题。农民中出现了大量离土离乡的城镇“居民”，“三农”问题成为党和政府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工人中的下岗和城镇失业问题也十分突出，按有关专家学者的调查统计，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已达到7%的警戒线；工人阶级随着改革带来的阵痛，其主人翁地位和意识与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反差；还有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相当的自由择业者，在他们的知识与才能得以充分展现发挥的同时，有些人的社会归宿感也有所减弱；还如部分党员干部甚至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原有信仰的丧失，信念动摇，作风不正甚至是严重腐败直至严重犯罪等等，以及当前犯罪的升级、毒品泛滥等等，都给大部分普通民众甚至党员干部队伍带来了政治、经济、精神和心理诸方面的强大冲击。这些问题和情况，在客观上都给宗教生存发展带来了较强烈的现实的需求性，一些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及邪教组织便借此之机萌生和发展，如福建省对全省宗教情况的调查，仅是经中央和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就达14种之多，并且发展较快，其中“法轮功”就是其中主要邪教之一。作家韩少功在谈到“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问题时，对其所居住的乡村进行调查发现，其乡村的辍学率高达40%，进而指出“知识的阶层分化正比较经济的阶层分化更为急剧和尖锐地出现。可以想象，如果这种趋向得不到制止和纠正，当这么多青少年被抛出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之外，当他们有朝一日发现自己永远无望分享所谓现代化成果，接受各种极端思潮难道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这确实反映出当前这一问题的极为重要性。 字串5
第三，从个体人的情况来看。除了上述两点之外，从每一个具体的个体人来说，也有一些问题是值得研究和深层次思考的。美国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认为：人是一种精神动物，他不只是寻求生存的手段，他也关注生存的意义，而且是在最深层上寻求生存的意义。无论古人今人，人生意义即人活着到底为什么的问题是最具形而上学意义的问题。人的生老病死，幸福、痛苦、悲伤等等，到每一个具体的人，面临的困惑都是相同的。比如生与死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临的重大人生问题，其不可预测性，对死亡的恐惧等，是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和科学范畴的问题，不是政治立场和科学知识所能解决的问题。许多世俗人们在受到精神心理方面的严重挫折后“愤而出家”，最后，在宗教中找到了归宿感，就是这个原因。另外比如，宗教与气功、养生术历来密切相联，一些属于“亚健康”状态下的人，按照一些宗教中如“打坐”“静思”“瑜珈术”等初级修练方法，的确可以收到很明显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对于那些面临医药费不断高涨、不能及时报销或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加之经济困乏等诸多压力、并且数量在不断增多的退休干部和职工来说，宗教就自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国八十年代涌起的“香功”、“中华养生益智功”等，其始就是利用这种宗教特殊功能产生的，尤其是邪教“法轮功”，最初也是打着“强身治病”的旗号出现因而诱惑了许多追随者的。
三、对策建议
“人的心理的需要，客观上就是个市场，你没有理性的、健康的宗教形式满足它，就有法轮功之类的邪教乘虚而入。”（《浮生论学》李泽原、陈明著，华夏出版社出版）这个观点一语中的。如何“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现实的课题。
针对宗教的特点和当前社会发展状况，我们认为，应当采取以下对策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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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发展理性宗教，挤掉“法轮功”等邪教的市场。群众对宗教活动的需求是客观现实，正常的理性宗教（正教）活动不去占领，“法轮功”等邪教必然会趁机发展。理性宗教具有较大的先进文化性，如我国传统的佛、儒、道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无论在文化、道德方面还是在社会稳定方面，都有其特定的作用，应当通过非政府的途径，倡导、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对理性宗教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为社会发展和稳定服务。尤其在当前社会发展阶段，这点显得尤为重要。孟德斯鸠曾经说过：“在法律力量微弱的时候，宗教是能够支援国家的”。（《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出书馆1982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