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执法上，要做到有法必依。要使得法律得到良好的贯彻执行，就必须使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有法必依。第一，君主应当带头遵守法律，做好榜样。上文已经分析了韩非主张的“法治”的工具本质，即它实质上是一种人治，不可能使得最高统治者真正受到法律的限制和约束，但是为了是树立法律的权威，实现统治者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韩非还是敦敦劝告君主要遵守法律，“明主不游意于法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第二，“法不阿贵”。是说，法律的适用应当不分高低贵贱，不论功过，一律同样对待，这是与法的平等性相照应的。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就十分强调这一点，当太子犯法时，他大胆地“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韩非继承了商鞅的主张，他进一步指出，春秋时期，违法犯禁危害国家的几乎都是一些王公贵族，但是国家法律制定出来，针对的对象却都是一些“卑赋”之人，以至于“其民绝望，无所告诉”[42].所以执法要做到平等适用，要做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第三，在执法上，执法要做到“信赏必罚”。韩非将赏、罚做为君主治理国家的“二柄”，是法治施行的关键所在。统治者要做到有功必赏而有罪必罚，“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43]，否则“赏于无功，使馋谀以诈伪为贵；诛与无罪，使伛（yu）以天性剖背（使天生驼背的被剖背）”[44]，“虽国大必危”。所以韩非打比方，国家即使发生饥荒，人民都要饿死了，也不能发放粮食赈济灾民，使得“有功与无功具赏”[45]，统治者为了做到信赏必罚，即使饿死所有人的也要在所不惜。同时舆论上，要做到道德评价与赏罚保持一致，民众对于道德上的毁誉是非常在意的，如果法律支持的得不到道德称誉，那么奖赏将起不到鼓励人民守法的作用，如果法律反对的得不到道德谴责，那么惩罚将起不到禁止犯罪的作用，如果“誉所罪，毁所赏，虽尧不治”[46]. 字串8
再次在司法上，要做到“严刑重罚”。韩非发展了商鞅的重刑思想，为了证明重刑的正当性，他还针对性地批判了儒家的“轻刑”论调。首先，他针对儒家提出的“轻刑止奸”论提出了“重刑止奸”论。韩非人性是自私好利的，人在行为时考量的只是“利”和“害”而已。如果施行“轻刑”，犯罪人得到的利益很大，因此受到的惩罚却很小，那么“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根本没法控制犯罪；反过来，如果采用“重刑”，犯罪人得到的利益很小，因此受到的惩罚却很大，那么“民不以小利蒙大罪”，犯罪就会因此得到遏制。其次，他针对儒家提出的“轻刑爱民”论提出了“重刑爱民”论。他说“不踬（zhi跌倒）于山，而踬于垤（die小土堆）”。轻刑就像小土堆一样，人们容易触犯。如果“犯而不诛”，等于鼓励人民去犯罪；而如果“犯而诛之”，又等于事先设下陷阱让人民去跳。所以说“轻刑”才是伤民。反之，重刑就像山一样，人民不会轻易触犯，没有人作奸犯科，便不用刑罚，刑罚都不用了，不是“爱民”是什么？第三，从刑罚的目的上来看，韩非认为，刑罚的作用并不单纯是为了惩罚犯罪人，而是为了威吓一般人，为了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的目的就必须采用“重刑”，“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怎么能）疑于重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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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法律宣传上，要做到“以法教心”。韩非主张广泛地宣传法律，做到妇孺皆知，这和他所论及的法的公开性相照应，要使得法律成为人民思考问题、言行举止的唯一标准和规范，“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同时废弃所有的学派学说，人民如果想学习文化，就以官吏作为老师。之所以施行“以法教心”，“以吏为师”，以法治作为国家倡导的唯一治国思想，除了以上指出了其他学说自身有着致命的缺陷外，还因为这些学说之间也存在矛盾，韩非举例说，墨家的葬礼，“桐棺三寸，服丧三月”[48]，“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家的葬礼，“破家而葬，服丧三年”，“世主以为孝而礼之”，这两种学说，就像“冰炭、寒暑”一样的不相容。而儒家墨家的德政尚贤与法治的要求更是存在着全面的对立。韩非说 “为故人行私谓不弃，以公私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为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49]这些都是儒家墨家所倡导的，而在法治学说看来，“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民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这些都是应该谴责的行为。如果所有这些矛盾的学说同时存在，并都加以遵循，导致的结果将是“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50]，人民无所适从；而统治者“兼听杂学谬行同异之辞”，将无从选择国家的治理方略。如此，国家又怎么会不败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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