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法治的功能导致法治的目的仅仅是在规范层面的禁奸和正行，仅仅是为了建立良好的国家秩序的话，那么它根本就不会在当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使得各国诸侯都竞相奉法改革。战国时期，是一个“争于力气”的时代，整个中国四分五裂，各国统治者求之不得， 梦寐思服就是如何才能富国强兵，用武力一统天下。而法家就迎合了统治者这种急于增强国力、建功立业的心理，将法治的终极目的确定为富国强兵。 字串1
韩非认为增强国家的实力应该从两方面入手，而这两方面都需要运用法治的强制功能和引导功能。首先应该增强国家的绝对实力，方法就是用法律劝科农桑，奖励耕战，同时用法律约束所有不利于耕战的人，也就是他所谓的五蠹（儒家、纵横家、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的影响和存在，“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趋）本务而趋末作”[23].这种单纯的以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全部的思想，是当时自然经济形态的必然产物。其次，还需要用法律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整合人们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从而间接地加强国家的实力。韩非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再强，如果人心涣散，一盘散沙，那么就这种实力根本不可能在宏观层面上与别国的竞争中表现出来，这种“有”在他看来等于“无”，他说“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人偶）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24]没有组织的人力和物力，如同磐石和象人一样大而无用。而法治，就是要运用强制和引导的手段收效的将人们组织起来，做到真正的人多力量大，具体的方法就是使 “利出一孔”。虽然韩非不同意商鞅以名爵奖励耕战的具体运作方法，但是他同样主张法律应该将人们取得利益的方式严格地加以限制，因为所谓“利出一空（孔）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其兵用半；利出十空者，民不守。”[25] 字串5
综上所述，法治的功能决定了法治的目的，而要实现法治的目的就必须运用法治的功能，韩非的法治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行性，就是应该他所说道法的功能与目的，与当时的统治者的需求和理想，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局势相互之间能够很好的契合在一起。 字串1
（二）其他学术思想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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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法治在当时是可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是唯一可行的治国方式，其他的学派的治国方略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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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韩非认为，儒家和墨家的德政尚贤的理论本身就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难以自圆其说。就德政来说，他虚拟了一个情景，有人问一个儒者：“那个时候，尧是什么人？”他说：“尧是天子”，那么孔子所说的圣人尧做了些什么事呢，“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可是孔子在谈及另一个圣人舜的时候，又感叹他在职责之外亲自到基层长时间教化民众的行为是一种“仁”。这时韩非机敏地指出，“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26]尧和舜得行为明显是相互背离的，而儒家却同时尊崇这两个人，“今尧、舜之两不可誉”，韩非据此得出结论，儒家的德政学说是“矛盾之说也”。再说尚贤，在韩非看来，“尚贤”和“尚势”是相互对立的，可是儒家一方面主张“贤人政治”，另一方面又提出“贤者用之（指势）则天下治”，内圣外王的哲学王在韩非眼里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概念，因此儒家尚贤的治国理论也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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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德政尚贤的学说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害的。仁义慈惠以同情心为基础，表现在君主的行为上就是“好施与”和“不忍诛罚”，但是“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者，则暴乱者不止”[27]，这将导致“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挡）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与上”[28]的结果，最终使得“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国家怎么会不忘呢？而在现实中，山东六国的败亡就是因为受了德政尚贤学说的影响，“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29].儒家墨家的学说就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一样，拿来游戏是可以，但是如果君主受了它的蛊惑，“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30]，就会导致“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的可悲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