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出现在法治进程中的悖论：一方面，人们在建设法治中要求法律的“高尚”或“ 崇 高”以及对它的信仰甚或“为法而献身”（注：同注①以及卓泽渊：《论法的价值》，《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第26—27页。）；另一方面，法律在现实中并不“高尚”或“崇 高”，既难以信仰又难以为它献身（注：姑且不谈一些学者认为法律与“高尚”南辕北辙，实为“以恶制恶之具”，是在不能“ 高尚”之处、之时而出现、施行的。虽然，我们社会中也确确实实有为捍卫法律、维护正义 而 献身的英雄。他们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有的时候，他们甚至既流血、又流泪。）。如何使希望被信仰的法律是值得信仰的法律？如何使 值得信仰的法律真的被信仰？解决这一法治悖论的“第十二只骆驼”在哪里？
（二）告别崇高、寻求共识——从基本道德看价值共识的必要性
全民普法已近二十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们不懂法、不信法、不守法，甚至知法犯法， 有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现了社会学上所谓的“失范”状态，出 现了社会伦理与价值的迷失。本来，法律与道德是两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规范人们行 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控制手段。目前许多违法者不仅无视法律，也 无视道德。失去道德支持的法律是很难发挥实效的。因此，虽然舆论宣传机构对各种违法行 为口诛笔伐，政府、司法机关一再加大打击力度，但是各种违法行为无论在种类、范围上， 还是在危害程度上，都令人感到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之势。可是，这些年对精神文明建设 并非不重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对道德、对法律的双重无视呢？道德是有层次的，对法律 秩序至关重要的道德，不是那种高尚、崇高的道德，而是面向所有公民的、最基本的社会道 德。我们虽然应当号召国家官员学习、效法孔繁森，号召所有公民学习、效法雷峰，但是对 于法治建设和基本的社会秩序来讲，当务之急是教育、防止国家官员变成王保森，教育公民 遵守起码的做人准则，不要损人利己。如果说“法治”与“德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话 ，那么首先体现在基本道德对法律的支持。其中的道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证。
首先，道德是有层次的。美国法学家富勒把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morality of aspiration ）和义务的道德（morality of duty）。愿望的道德指的是关于幸福生活、优良和充分实现人 的力量的这些方面的道德。背离这种道德是指一个人可能没有实现他的全部能力。（注：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5页。）中国儒 家经典《大学》中所讲的“八条目”：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其实也是一种愿望的道德。义务的道德指的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一些基本 原则。例如《圣经？出埃及记》中所载的“十诫”，即不许杀人、不许奸淫、不许偷盗等等 .对违反这种道德的行为进行谴责，并不是由于违反者没有抓住充分实现其能力的机会，而 是由于不尊重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富勒所谓的义务道德，就是笔者所谓的基本道德。
其次，基本道德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象诚实、守信、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等。这种普遍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道德规范的适用对象上，基本道德面向所有人 .因此它有别于传统道德。后者是一种精英道德。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认为：那种“ 高尚的自我主义”的精英道德“在20世纪这样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内容却发生了某些根本的 变异，并且要求的对象屡屡异化，由对己转为对人，由对少数居上者转为对多数居下者，于 是容易造成一个极端是虚伪，另一个极端是无耻的骇人景观。”（注：何怀宏：《底线伦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其二，在道德规范的内容 上具有普遍性。正因为它是面对所有人的道德，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所以它要求的范围就 不能不缩小，性质上看起来不能不有所“降低”。而这实质上是把某种人生理想排除在道德 之外。同时，用以支持这种客观普遍性的直接根据也与过去相区别，“不再仅仅是一种具有 ‘惟一真理”形态的价值体系了，而是倾向于与各种各样的全面意识形态体系脱钩。它希望 得到各种合理价值体系的合力支持，而不仅仅是一种价值体系的独立支持。这种普遍主义还 坚持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道德上的一种连续性，坚持道德核心部分有某些不变的基本成分 .“（注：何怀宏：《底线伦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和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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