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宪政——多元社会中实现法的价值共识的制度框架 字串5
上述各种过程的有效运作需要一种基本的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这种制度 框架非宪政莫属。中国学者冯象先生认为，宪法明文规定（或默示规定如隐私权——引者注） 的基本权利属于宪法价值，它们发挥着“意识形态功能”。它们之间的冲突（如隐私权和言 论自由）是权利冲突的宪法化，即人们把基于这种多元价值的冲突说成是宪法权利的冲突， 从而要求进行宪法裁判。（注：冯象：《案子为什么难办——政法笔记》，《读书》2000年第11期，第73—74页。）他认为，在具体的案子里，成败只取决于当事人所代表的社会 势力的角力以及裁判/决策者一时的信念。笔者在此关注的则是宪政在解决冲突、达成共识 中的制度性功能。对此可以从两方面说明。 字串2
首先，宪政是一种有宪法的社会制度。当然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中国自1908年清政府颁 发《钦定宪法大纲》以来，制宪已近百年。黄仁宇先生对那种有宪法无宪政的情形做了这样 的概括：“中国人历来以文人治国，过度重视constitution为一纸文书，签字盖章而庄严收 藏者，而忽视constitution有似于我人天赋之性能。”他指的是，constitution为事物的结 构并影响到其性情、品格和行动范围者。从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结构来看， 虽时有一纸“宪法”，但并没有需要“宪法”规定、并支持它发挥功能的诸种社会结构：“ 宪法”既没有反映社会结构，也无从影响社会的性情、品格和行动范围。（注：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9—270页。）宪政，consti tutionalism，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意味着一种宪法化的社会制度，意味着存在一个确实反 映社会的基本结构，确认并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并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且实际上具有 最高权威、可操作的宪法。（注：参见信春鹰：《寻求民主与宪政的平衡》，《公共论丛》第3卷，三联书店19 97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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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宪政制度下，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以及国家机构运作机制，成为 在多元社会中、运用公共领域达成法的价值共识的稳定、有效的制度框架和基础。德国宪政 思想史学家格博哈德教授在论述德国宪法时指出了宪法的两个功能：工具的功能；符号（象 征）的功能。（注：根据格博哈德教授（Prof.Dr.Jurgen Gebhardt,University of Erlangen）2000年10月2 6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所做的一次讲座：“德国宪法的政治视野”。）宪法的工具功能是指宪法规定了法律秩序的实质合法性，为社会提供了一 个供各政党和各利益集团所使用的权力游戏的规则。宪法的符号（象征）功能是指宪法作为一 种符号，提供了一种政治视野（political vision），将一种尊重人类尊严的价值伦理和政治 信念转化成高于任何秩序的价值秩序。当市民社会（注：为了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需要，我们可以把“市民社会”的概念换位成“多元社会” 的概念。因为以“市民社会”的概念进行研究会引出更多、更复杂的问题，非本文篇幅所能 允许。）形成了对人的尊严的集体自觉时，它 就需要一种符号，宪法规范就是这种符号。（注：例如德国宪法第1条第1款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 家权力的义务。”德国宪法第1条有关人的尊严的规定和第20条有关人民的抵抗权的规定是 “不可改变的”（eternal clause,unchangeable）。）它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忠诚于社会（并维系大 众）的指引性理念。中国法学家信春鹰教授在那篇专论宪政的文章中也谈到了宪法的“象征 作用”。（注：参见信春鹰：《寻求民主与宪政的平衡》，《公共论丛》第3卷，三联书店19 97年版，第250—252页。）由于上述这两个功能，宪政制度在规范社会生活，整合社会利益，协调价值冲 突，达成价值共识过程中就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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