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事实没有关联性的证据固然不得用来证明要证事实，事实上也无法用来证明要证事实，于是没有关联性的证据，究竟涉及证据能力还是证据证明力问题，则存有疑问。前已提及，陈朴生教授认为：“惟证据能力是关于证据之法则的规则；而关联性，则系事物间论理的经验的关联，亦即理论的关联。且关联性，从其应受客观的事物间关系之知识拘束，不得任意决定，固与自由心证之应以关联性判断其证据之价值同出一辙；惟证据评价之关联性，乃证据经显示调查后之作业，系检索其与现实间之可能的关系，为具体的关连，属于现实的可能；而证明能力之关联，亦即单纯的可能，可能的可能。故证据之关联性，得分为证明能力关联性与证据价值关联性二种。前者属于调查范围，亦即调查前之关联性；后者属于判断范围，亦即调查后之关联性”。“然证据之许其提供调查者，必与要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始有调查之必要。因之，关联性不特为取得证明能力之条件，即英美法上之证据许容性，且有限制调查证据范围之作用”。此观点值得赞同，故主张应将证据的关联性分为：证明力意义上的关联性和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如果认为证据的关联性概念属于证据能力问题，那么法官对于该证据的许容性必须先进行严格审查，而且在证据调查之后发现有错误，必须立即予以排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为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本来就属于不得对之进行证据调查的证据。相反，如果认为所有关联性问题皆属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时，那么某项证据的可采与否，自然可由法官予以评定以便形成“心证”，因此，法官即使从一开始判断就因错误而调查欠缺关联性的证据，调查之后置之不问，也是可以的，因为从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属于法官可以评定的范畴。显然，法律关联性属于能够影响证据能力的关联性，理应归类于证据能力范畴。至于事实关联性的范畴归属，由于属于法官裁断上的问题，毋庸置疑地可归类于证明力范畴。正是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上述分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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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力意义上的关联性是指证据经过现实调查后的结果与要证事实之间的可能性的关系，与通常所说的逻辑关联性、事实关联性有相同之意义，只是考察的视角不同而已。一般而言，只要证据倾向于证明或者驳斥要证事实，这一证据就具有证明力意义上的关联性，也就是说证明力意义上的关联性主要着眼于证据的证明作用的有无与大小。“逻辑上之关联性（logical relevancy），为容许证据首先之要件。证据与待证之事实，必须有逻辑上之关联，始予容许。依事实发生之通常过程，某一事实之单独存在，或结合其他事实之存在，可致另一事实之存在为可能或实在，亦即有因果关系者，即可谓某一事实与另一事实相关联”。“普通称关联者，即指逻辑上之关联而言” 。基于此可以看出，证据或事实可致另一事实的存在“为可能或实在”，即为逻辑上的关联性，这与“证明力意义上的关联性”并无二致。证明力意义上的关联性属于证据判断的范围，属于证据调查后的关联性。
然而，“此种逻辑上之关联性，与另有所谓法律上之关联性，在性质上虽无不同，然在适用之范围，则有所区别。已有逻辑上之关联性，复不受排除法则之排除者，谓有法律上之关系。证据有逻辑上之关联者，一般固以容许为原则，然亦非无例外。所谓例外，即指排除而言。是以必须不受排除法则排除之证据，而有法律上之关联，始可无所例外而得予容许” ，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法律上的关联性是与证据能力有关的问题，换言之，法律上的关联性存在于证据能力，可称之为“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这个观点可以在我国台湾学者蔡墩铭教授就法律关联性的论述中得到支持：“证据之关联性分别存在于证据能力与证据证明力，即法律关联性与证据能力有关，而事实关联性与证据证明力有关。” 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属于证据调查的范围，属于证据调查前的关联性，是指调查与假定的要证事实之间具有可能性关系的证据，是在调查证据前所关注的对象，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关联，着重点是“可能具有某种可能性”。由于证据能力通常指证据所应具有的法律资格，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没有调查的必要，更没有考察其有无证明力的价值。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很显然是指证据在具备法律所赋予的证明案件要证事实之时所必须具备的关联性。在英美证据法中，相关性规则被视为规范证据资格的“黄金规则”，有学者主张，在证明过程的开始端，相关性问题直接决定着特定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可见，作为规范证据资格的相关性规则，在诉讼证明中可以作为判断证据的证据能力的必要条件，没有此相关性，则无从谈起证据能力，此处明显有限定证据调查范围的意义，当然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仅是从表面上、形式上考察证据关联性问题，不涉及证据的客观与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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