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一认为：“证据的关联性具有两个方面含义：证据事实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客观联系；证据事实必须能据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
观点二认为：“证据的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指的是作为证据内容的事实与案件的待证事实之间存在某种客观的联系，因此具有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实际能力”。
观点三认为：“证据必须同案件事实存在的某种联系，并因此对证明案情具有实际意义。证据对于案件事实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取决于证据与案件事实有无联系，以及联系的紧密、强弱程度”。
观点四认为：“证据的关联性或相关性，指的是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
观点五认为：“相关性也叫关联性，是指证据必须与待证事实有实质性联系，从而对待证事实有证明作用”。
观点六认为：“关联性也称为相关性，是指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实质性联系，从而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关联性是证据的一种客观属性，根源于证据事实同案件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而不是办案人员的主观想象或者强加的联系，它是案件事实作用于客观事物以及有关人员的主观所产生的”。
总的来说，我国大陆学界大体将证据关联性界定为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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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对证据关联性的研究相对大陆而言，则更为深入。通常认为，证据之关联性，乃指证据与事实之关系。台湾地区法学界有事实关联性（或自然关联性）和法律关联性之分，并认为判断事实关联性的标准是因果关联性和逻辑关联性，其中事实关联性也可称为自然关联性，是指证据用以证明事实时应有的关联性，事实关联性不同于法律关联性之处在于其不涉及证据能力，仅涉及证据的证明力，也即如果认为证据与事实之间或事实与事实之间有关联性时，即承认其有证明力，也就可以依此证据或事实认定犯罪之成立与否。法律关联性不同于事实关联性之处在于：前者是法律或法规对于证据所要求的关联性，而事实关联性，乃指该证据对于要证事实具有必要最小限度内的证明力。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朴生教授认为：“惟证据能力是关于证据之法则的规则；而关联性，则系事物间论理的经验的关联，亦即理论的关联”、“然证据之许其提供调查者，必与要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始有调查之必要”。
（三）笔者对证据关联性的理解
通常认为，证据的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指的是证据事实必须与待确认的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具有实质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必须能为人们所认识并现实地加以利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证据与任何案件事实之间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种普遍联系的关联性显然对于证据所应具备的功能来说是没有实质价值的。关于证据的关联性，有学者主张：“证据的关联性还包括这样两个层次，一是证据与要证事实的关联；二是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关联。证据只有环环相扣，形成紧密的索链，才能称其为具有关联性。” 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认为证据的关联性仅指证据与要证事实之间的关联，至于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关联，由于直接证据最大的特点即是它所揭示的事实内容与案件的主要事实和内容是重合的，而且其证明不需要任何中间环节，因而谈到“证据之间的关联”、“紧密的索链”只能是间接证据，而间接证据相互之间所要达到的 “组成一个完整证据锁链”则不是作为证据基本属性之一的关联性所包含的内容，不是说所有用“关联”一词的问题都是证据关联性问题，如果将一般意义上的“关联”当成“证据的关联性”则会产生很多负面效应，使得关联性规则的理解和适用难度增大。基于前面的分析，证据的关联性应从实质性、证明性和评定性三个角度加以理解。
字串9 第一，从实质性角度来说，提出的证据必须针对的是案件的实质性问题。提出的证据是否涉及案件的实质性问题往往面临着是否被排除的境况。首先需要审查提出的证据针对的要证事实，该要证事实是否是案件争议的问题，而且该问题是否是案件的实质性问题，这里的实质性问题主要通过当事人的主张、检察机关的控诉以及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等体现出来。确定某种证据的关联性，就是要确定该证据是否关联到了案件的实质，对案件是否有实质意义。有的证据虽然能够证明某个问题，但却与争议的问题和案件事实没有任何关系，这类证据显然没有任何关联性，正如某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钻探不会影响地心对面另一国的利益一样，二者几乎没有任何关联性。有的证据确实可以证明当事人有争议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对于案件的解决并没有实质价值，也缺乏关联性。例如：在审理一起离婚案件时，双方当事人就婚前谁最先主动追求对方所提供的证据，虽然双方当事人就“谁主动追求对方”发生了争议，但提出的证据即使能证明这个问题的真相，但对于离婚案件的处理却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意义。再如，在刑事案件中，如果检察院起诉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而所举证据所证明的是玩忽职守罪，这时法院就不应予以变更罪名而加以裁判，而应该以证据与案件争议事实没有实质联系，即不能使检察院所指控的重大责任事故罪（案件的实质内容）更具可能性，认定检察院所举证据与案件事实没有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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