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铁路票价上涨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工。城市开放以后，大批的农民到城市谋生，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农民工得到一定数量的金钱，为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改善和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有着积极的意义；（3）农民工大部分属于青年人，这些人到城市以后，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城市文明，对他们精神文明和人的素质整体的提高也有着积极意义；（4）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城乡差别巨大，并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农民工进城务工，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别，稳定了我国的社会秩序。但另一方面，农民工毕竟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合法利益的保护是一个比较主要的社会问题。在工作中和日常生活里，这些人已经处处受到不公平对待，而在经历了千辛万苦，挣到一点有限的金钱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又要被铁路行业“宰”上一刀，莫不唤起人们的万分同情。
我们认为，这一案件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反思之处甚多。政治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等，都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去研究、思考许多问题。作为法律研究者，也可以通过这一案件研究相关的法律问题。许多学者也对这一案件在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据了解，铁道部为处理此案曾召开了若干次讨论会，探讨其中的有关法律问题。但是，学者对这一案件中的许多问题，目前还没有比较统一的看法。例如，铁道部《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是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乔占祥的原告资格是如何取得的？复议机关维持了原来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能否起诉复议机关？《价格法》第23条关于听证会的规定，是否适用于火车票的定价？听证会的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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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法》规定，铁路运价要由国务院批准，那么，国务院能否授权国家计委或者铁道部自己决定？本案中是否经过了国务院批准？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国家计委批复的转送问题？等等。未来法院对这一案件的处理也还会有许多分歧和争论。因此，探讨这一案件中所蕴涵的法律问题，我们认为，既有理论上的意义，也有着实践意义。
（二）铁道部《通知》的性质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铁道部《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是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这一争议也是其他争议的基础。这一争议的意义在于：如果铁道部的《通知》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该复议及其诉讼即具有存在的前提；反之，如果铁道部的《通知》属于抽象行政行为，那么，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该复议及其诉讼即不具有存在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