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如果《通知》要求铁路运输企业在春运期间下浮，则可能损害铁路运输企业的利益，在法律上也应当为这些企业提供救济措施。当然，这种情况在本案中没有出现。随着改革的深化，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
在本案中，不被允许价格上浮的铁路运输企业没有对铁道部的《通知》表示不服，被允许价格上浮的铁路运输企业没有对铁道部的《通知》所允许的上浮幅度表示不服，而是乘坐被允许价格上浮的列车的旅客对允许上浮的行为不服。
如前所述，铁道部的《通知》是针对铁路运输企业在春运期间的票价作出的定价行为，而不是直接针对广大旅客乘坐列车作出的处理决定。那么，旅客与铁道部《通知》之间的法律关系是通过什么因素而得到衔接的呢？或者说，旅客是如何获得申请人资格或者原告资格的呢？
铁道部的《通知》影响到所有可能乘坐被允许价格上浮的列车的人的利益。但是，这些人在此时并不具备申请人资格或者原告资格，因为他们的实际利益并没有受到损害。当某人在购买了被允许价格上浮的列车车票，实际支付了比价格上浮前多的票价时，他的实际利益才造成了损害。也就是说，当某人实际成为旅客时，铁道部的《通知》对他的利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换言之，他与铁道部的《通知》之间产生了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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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从铁路运输企业购买车票，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他与铁路运输企业之间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若铁路运输企业是非垄断性企业，具有定价权，那么，旅客购买价格上浮的车票，是自己的选择，因此而发生的纠纷是一种民事纠纷，通过民事诉讼予以解决。
从一个方面说，旅客在实际知道春运期间部分列车要价格上浮，而仍在汽车、飞机、火车等交通工具中选择了火车，也是自愿选择的结果，与铁路运输企业之间的买卖合同是自愿接受的，铁路运输企业并没有强迫的含义。因此，对铁路运输企业的价格上浮行为不服，虽然可以提起诉讼，但只能提起民事诉讼。同时，因是自愿接受的行为，他的诉讼请求也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在春运的特定时期，在中国幅原辽阔的情况下，在目前的初级阶段，乘坐火车只能是大多数人出行的第一选择或者唯一选择。对于火车票的价格上浮，人们只能忍痛接受。同时，乘坐价格上浮火车的旅客当然也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火车票价格上浮是否合法？
在本案中，乔占祥在申请行政复议时，没有举出证据证明其购买了三个铁路局春运期间的价格上浮车票，从而证明其与《通知》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申请人在申请复议时，应当提供事实根据。[18]而乔占祥在申请复议时，并没有提供事实根据。因此，复议机关可以不符合申请行政复议的条件为由，不予受理。但在本案中，铁道部为慎重起见，一再要求乔占祥提供事实根据。乔占祥提供了两张北京铁路局的涨价车票：一张是2001年1月17日2069次从石家庄到磁县的车票；另一张是2001年1月22日2069次从石家庄到邯郸的车票。由于乔占祥申请行政复议的时间是2001年1月18日，因此，前一个事实根据是有效的，而后一个事实根据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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